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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做优 打造新增长极******
过去五年，福建紧紧扭住发展第一要务，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打造富强福建？代表们纷纷建言献策。
“四大经济”是福建新增长极，也是代表们热议的重点。
“以‘智慧海洋’带动海洋信息化深入发展，是推动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省人大代表、闽江学院副教授黄蕾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我省海洋信息产业在规模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重点企业数量少、数字化水平较低，涉海数据资源较为分散，数据共享使用审批难度大，涉海业务应用协同难度较大等问题较为凸显。
“要大力发展海洋信息产业，构建智慧海洋发展新模式，助力我省加快打造海洋强省。”黄蕾建议，应尽快扭转“传统海洋产业强、海洋科技弱”的不利局面。她认为，要构建“感传知用”智慧海洋全产业链体系，集成涉海政产学研金等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加强顶层设计，出台专项规划给予赋能支撑；大力发展海洋电子信息产业，深化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在海洋领域的融合应用；搭建海洋产业工业互联网，深入推进海洋产业数字化转型，以数据赋能海洋强省建设；发挥金融指引作用，加大蓝色金融支持力度，并加快智慧海洋产业载体建设；围绕产业链布局学科链，积极打造复合型海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升强化海洋产业政策研究能力，全力打造国家级海洋特色智库。
新能源汽车是绿色低碳新兴产业的重要增长极。省人大代表，永安市委副书记、市长温欣传认为：“新能源汽车将带动我省汽车产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并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助力。率先对新能源商用汽车产业进行布局，将有助于创造更多新能源交通应用场景，也会带动更多新能源产业链强企布局福建，提升福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质量。”
温欣传建议，大力推进对公市场使用新能源商用车，鼓励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试点，鼓励使用省内企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同时，加大新能源商用车政策扶持力度，适当降低省内生产企业申报新能源汽车补助政策的门槛，并对在省内推广新能源汽车予以一定的奖励支持。支持新能源商用车下乡，在路权、电价、停车、高速收费等方面给予省内新能源商用车倾斜。
如何持续做强万亿级支柱产业？
来自漳州的省人大代表戴鹏飞表示，作为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之一，目前古雷石化产业园在经济体量、产业基础上与国内外一流石化园区还存在差距。应发挥优势，加快闽台石化产业融合发展。
戴鹏飞建议，积极打造两岸石化行业共同市场福建样板，继续推动古雷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深化闽台石化产业双循环新模式，逐步建立上中下游完整的闽台大石化产业合作体系。对标国内外一流石化园区，在要素保障等方面补齐短板。
只有过硬的质量，才有过硬的品牌，才能在广阔的国内国际市场上开疆拓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聚焦质量品牌建设，引导企业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以高质量创建名品牌。这对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省人大代表、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裁蔡伟生深有体会地表示，才子服饰深耕行业40多年，始终坚持把品牌建设摆在企业发展的第一位，通过品牌提升产品竞争，重塑文化自信。品牌就是持久的竞争力，就是营商环境，我省数字品牌、绿色品牌、服务品牌等，都是一张张“金名片”。建议政府、部门和企业进一步深化密切配合和通力合作，坚持保牌与创牌并举，久久为功，营造品牌成长的优良环境，打造更多叫得响的“金字招牌”。（王永珍 李珂）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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