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我们注意到,每年的进博会,雅诗兰黛集团都充分准备打造相关展区,结合近几年参会经验,进博会等大型会展给雅诗兰黛带来了哪些溢出效应?今年进博会,雅诗兰黛将带来哪些新品?
樊嘉煜:首先,进博会既是加强中外合作的重要桥梁,也是展示创新成果的绝佳平台。包括本届在内,雅诗兰黛集团已经连续四届参加进博会。这四年间,我们引入了四大全新国际品牌和2500多个新产品。得益于进博会的溢出效应,集团旗下品牌的全球新概念首店、旗舰店也纷纷落户中国。
不仅如此,进博会还为我们加深对中国市场的认知提供了重要契机。
我们在进博会上收获了丰富的客户反馈,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市场的需求。连续多年的参展,推动我们不断加强对本土创新能力的建设,鼓励我们以更多本土化的研发,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去全方位触达更多中国消费者。
今年,雅诗兰黛集团加大投入,再接再厉,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创新产品和独特的参展体验。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大亮点:
第一、更多的新品。今年,我们展出了在中国销售的15个品牌,包括有计划引入中国市场的新品牌,还有多款新品亮相。
第二、更沉浸的体验。我们在现场开设了彩妆课、护肤讲座,以及研发互动平台。消费者将有机会参与到产品的制作过程之中,“沉浸式”感受我们的体验式服务。
第三、更可持续的展馆。今年,我们带来了进博会消费品展区的首个“零碳展馆”,为消费者打造了升级版的绿色美丽体验,也彰显了公司对于高端美妆可持续发展的愿景。
中新财经:中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新发展将为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机遇?
樊嘉煜:雅诗兰黛集团是中国经济成就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1993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以来,我们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消费水平的升级。在高端美妆行业,这种趋势也显而易见。我们的消费者越来越成熟,需求也更加个性化。为了满足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加快高端美妆的渠道下沉,提升高端美妆品在全国范围的渗透率。我们希望携手中国消费者,共创“美丽消费”的新趋势。
中新财经:您曾提到,雅诗兰黛集团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在中国持续投资,长期看好。未来投资计划能不能谈下?侧重点在哪?
樊嘉煜:创新是推动雅诗兰黛集团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中国消费者是我们创新重要的灵感来源。
在第三届进博会上我们完成了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创新研发中心落户上海闵行的签约,该中心将在今年12月正式投入使用。研发中心将汇聚一流研发人才,探索中国消费需求,研发卓越的产品,真正实现“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为世界”。
随着中国消费者的高端化、时尚化,对高端美妆有独特的需求,这是我们认为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初衷。我们希望能够快速聆听消费者的声音,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做更适合的高品质产品,由中国走向世界。
中新财经:雅诗兰黛旗下众多品牌深受中国消费者青睐,在提供更多“美的选择”上,雅诗兰黛产品方面是如何规划的?中国市场如何进行本土化发展?
樊嘉煜:雅诗兰黛集团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已经近30年。
1993年,雅诗兰黛和倩碧品牌进入中国内地。2002年,雅诗兰黛集团中国公司成立。中国是集团最大的国际市场,中国消费者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过去30年来,我们不断引入新品牌、新产品,将前沿科技和新体验带给中国消费者。如今,集团在国内已拥有十五个品牌,涵盖彩妆、护肤、香水和护发四大领域;我们的业务覆盖全国600多个城市,服务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消费者。
我们拥有数千名优秀的员工,其中85%是女性,高管团队高度本地化。充分了解中国消费者,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
中新财经:作为高端美妆业的领军企业,和全球其他国家相比,如何看待广大中国消费者消费能力、消费习惯等?给雅诗兰黛带来哪些全球化布局的思考?
樊嘉煜:中国高端消费者多元化、年轻化、互联网化、时尚化,在许多领域引领世界潮流。
雅诗兰黛集团积极拥抱中国数字化浪潮。我们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建立了直播间,同时也在探索元宇宙等新的营销模式。(完)
多学科融合,推进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李佳霖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于1972年。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50周年。1985年,中国加入该公约。1987年,中国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包括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以及泰山。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6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8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为传承中华历史文脉、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倡议发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承办的首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学术论坛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建言献策,促进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与人才培养,助力世界遗产事业发展。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表示,通过世界遗产的申报实践,使大家对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比如从文物保护的语境走向文化遗产、世界遗产保护。“过去文物保护的对象是静态的古遗址、古墓葬等,如今强调保护活态的遗产,如人们居住的传统村落;过去文物保护只保护物质要素,现在非物质要素也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黎族的黎锦、哈尼族的耕作技术等都被纳入了保护之列。”单霁翔说。 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表示,平遥古城是人居型世界遗产的典型代表,城市开发、过度旅游、社区面临着被瓦解的风险是其要面对的挑战。邵甬介绍,成为世界遗产之后,平遥古城旅游快速发展,古城保护与发展出现了失衡状态,很多干字形商业街作为开发的主要区域,接受了外部投资,并且进行了装修甚至过度装修,但是很多传统院落却存在消极保护的状况。另外,平遥古城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社区缺乏比较强的凝聚力,社区居民对遗产的认知不足。 2006年,邵甬开始为平遥古城编制保护规划,为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发展提出相关策略。“一是古城价值的再阐释,从古城的古代到当代,从宏大叙事到日常人居,涵盖了金融之都、营城智慧等方面;二是古城定位的调整,将以旅游为主的古城调整为‘活着’的古城、宜居的世界遗产地;三是工作目标的调整,从‘保下来’到现在的‘活得好’。”邵甬说,团队为平遥古城编制了详细的保护规划,以求保存完整的中原汉民族城市特征,并保护好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出台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工程资金补助实施办法》,以期通过政府主导、居民自主和专家引导的激励制度,让老百姓在通过补助资金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修缮结果也能够符合保护规划制定的标准。同时,进行产业优化,鼓励旅游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发展,形成有韧性的产业结构,比如把古城中的废弃用地活化利用为文化空间,鼓励文化产业植入,在古城里逐步形成了与文化遗产空间相结合的电影节、摄影节等。如今平遥的旅游总收入在逐年提高,但是门票收入占比越来越低,参与到相关产业中的居民也越来越多。 “开始规划时我们更多的是记录物,比如街巷、建筑,后来更多地去理解城市与人的历史以及人当下的需求,实现了‘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改变。在工作方法上,从原来的‘精英规划’转变为‘共同缔造’。比如成立社区工作坊,让老百姓了解古城的保护与发展,也了解他们的需求。”邵甬表示,人居型世界遗产的保护,既要坚持“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原则,还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同时要回应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强调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重视人居环境的改善,实现宜居、活力、平等三大目标。 保护为主,倡导可持续发展 湖南武陵源于1992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武陵源成为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之一。2007年,武陵源成为国家5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 武陵源的保护发展之路很好地印证了遗产保护理念的蝶变。201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开展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展望时,把所有的自然遗产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好;第二类是比较好但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第三类是重点关注;第四类是严重关注(大部分为列入濒危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武陵源被列为重点关注类。2017年,武陵源再次被列为重点关注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关于武陵源的报告措辞非常犀利,比如认为武陵源的完整性尤其美学价值受到不可接受的丧失。同时强调旅游设施过度建设和持续游客增长给武陵源带来的威胁等。”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教授肖时珍说。 “我们受地方主管部门委托,按照世界遗产中心的要求编制了《武陵源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逐一回应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武陵源的担忧,以及武陵源所在的各级政府为实现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包括武陵源景区主入口的酒店、商铺等大多已拆除,并且进行了生态修复,武陵源在居民搬迁、环境污染防控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等。我们也客观地评价了武陵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对美学景观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还分析了索道、电梯等在促进遗产保护和展示、促进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和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很关注的游客人数,也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进行了数据核实与澄清。”肖时珍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可了他们的报告。2020年12月,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武陵源由“重点关注”类晋级为“比较好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类。“武陵源也调整了开发思路。比如之前武陵源计划再建一条鹞子寨索道,因为有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议建议,如今已经放弃了这一计划。可以看到,武陵源从过去旅游大开发的阶段,逐渐演进到开发与保护并重的阶段,到如今进入以保护为主、倡导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肖时珍表示。 让原住民获得发展的红利 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8年,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保继刚带领团队对哈尼梯田进行了调查。“团队有60个人,其中20多人懂哈尼语。”保继刚说。 团队对元阳县35个自然村5682户做了实地调查。调查发现,村寨大部分年轻人出去打工了,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遗产区以农业为主,产业结构非常单一; 35个村庄中,传统民居蘑菇房只剩下298栋。“经过调研和充分考虑,我们选择了阿者科村开展保护实践。”保继刚说。 阿者科村是35个村落中最贫困的一个村,因为交通不便导致村内新建设缓慢,也使得蘑菇房得到大量存留。“我们提出了‘阿者科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村民以村落和他的生产生活方式入股,占股70%,其中民居占40%,梯田占30%,居住占20%,户籍占10%。只要住着传统民居、种着梯田,村民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分红。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传统民居以及梯田的保护上找到了抓手。从2018年6月开始,到2019年3月第一次分红,每户分了1600元。之后,村民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到2021年,每户分红达到3000元。”保继刚表示,在这个计划推进中,一直推行基层民主,公开所有的相关信息。有需要新增的管理制度,召开村民代表会进行商议,形成了新的管理制度就纳入阿者科的管理制度中。 “我们还给孩子们设立了教育奖励金,考上中学奖励500元,考上本科奖励1000元,每年发放。同时,还请当地村民教游客体验织布等,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收入。”保继刚说。 作为中国旅游减贫方案,“阿者科计划”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试验田,从实践反哺理论。“其中最核心的是创造旅游吸引物的人,应该得到旅游带来的收益。”保继刚说。 “世界遗产保护的持续推进得益于建筑、旅游等领域人才参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张朝枝表示,文化遗产保护具有跨学科特征,因此培养好跨学科综合型人才是关键。据悉,从2018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和张朝枝共同发起了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连续几年来,工作坊组织了多个专业的师生,在河南、河北、山西等重要遗产地开展调研,探索遗产地的保护发展。“以‘共同问题’为导向,多学科人才一起努力推进世界遗产保护。”张朝枝表示。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